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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万,从而把蒋纬国个人的道德思想传输给所有的队员。蒋纬国要求“正人先正己”,文明宣传队员和纠察队员自己先做到,然后再进行宣传、惩戒。
蒋纬国的“文明纠察队”具有“武力执法”的权力,但这个权力并非此时的中国法律给予的,而是蒋纬国、蒋经国、宋美龄给予的,说得稍微不好听点,蒋纬国的“文明纠察队”类似于后世的城管,虽然身穿制服,可以动手,但实际上并无法律依据。蒋纬国十分“蛮横”,有股“他说了算”的感觉,这就是“强人政治”,不以法律为依据,而是以领导意志为依据,用后世的语言说,蒋纬国完全是“用人治代替法治”,但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此时“法治”严重不足,需要“强人管治”。
蒋纬国此举管的是“道德”,不是法律,但实际上,他要管的很多东西都是在此时法律欠缺不足的地方,他又叫来十兄弟里的老五孙治平和老七孙治强,因为两人父亲就是立法院院长孙科,让孙治平和孙治强给孙科“吹吹风”,督促立法院进行“强化立法”,修订更健全、更完善、更公平的法律条文,而在此之前,蒋纬国高举“道德大旗”,越俎代庖地管治那些暂时不违法但严重“缺德”的行为。
蒋纬国的“道德大整肃”由宋美龄在名义上进行主持,实际上由蒋纬国和蒋经国力行,更详细的主要交给十兄弟里的老二于望德(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长子)、老四汪文婴(国民党总裁兼行政院院长汪精卫长子)、老六居伯强(司法院院长居正长子)。
蒋纬国除了组建“文明宣传队”和“文明纠察队”以外,还拿出了一大笔钱,干这事肯定需要方方面面的巨大花销,比如修建孤儿院、敬老院、福利院、女子学校、女工培训班、女医生和妇科医生培育机构,还要给队员们开工资,好在蒋纬国现在“不差钱”。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文明纠察队”的惩戒措施以“鞭刑”为主,以“罚款”和“拘留”为辅,因为鞭刑不但最让人刻骨铭心,还省时省事,罚款不太方便,罚得少的话,没有震慑力度,如果罚得多,很多人怕是拿不出钱或死活不肯掏钱,也没辙了,另外,罚款也容易成为执法者“捞外快”的途径;拘留也不如鞭刑,拘留需要时间,浪费人力,还得掏钱修建拘留所管吃管住。
蒋纬国跟绝大部分后世人一样最痛恨那些严重违反道德、践踏人类良知和文明底线的犯罪行为,比如恩将仇报、杀害未成年人、残害未成年人、强奸特别是强奸未成年少女甚至女童、极度残忍的虐杀、恶毒的连环杀人、心理变态扭曲的杀人,对此,蒋纬国现在有了“文明纠察队”,然后干起了干涉司法的事,只要证据确凿,那些犯下严重违反道德、践踏人类良知和文明底线的罪行的犯罪,都在被枪毙前先被鞭子打得血肉模糊、死去活来、生不如死。用蒋纬国的话说,“有的人根本就不是人,只是长得像人和说人话的畜生,犯下令人发指的野蛮罪恶后,让他们吃一颗枪子实在太便宜他们了,他们没资格得到痛快死去的机会,应该承受极度的痛苦再死掉,从而为受害者报仇,震慑其他潜在的人形畜生。”
从94年秋季开始,随着蒋纬国的“文明纠察队”的诞生,整个中国展开了全面的“整肃”,势头和规模都堪比后世的“严打”。不过,后世的“严打”主要是法律层次,此时的“整肃”则主要是道德层次。《中华英雄报》用略带揶揄的口吻描述道:“…纠察队所到之处可谓人人闻风丧胆,鞭打时为防止裤子会起到减缓疼痛的作用,一律扒掉裤子,然后押到僻静处,顿时,鬼哭狼嚎声撕心裂肺地响起,纠察队员如狼似虎、挥汗如雨,挨打者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无论是拼命求饶还是据理力争,都毫无作用,哪怕大喊‘我不服’,也无人理财反驳,因为说服你不是目的,打得你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才是目的。整肃开始时,集体挨打是常事,有的村子几乎全村挨打,那打谷场上,满眼都是白花花的屁股,足有几百个,场景好不壮观,各地药店生意大好、火爆非常,跌打酒、红花油、云南白药、狗皮膏药纷纷畅销得一件难求。…”
蒋纬国一边操心这件大事一边关注着西欧战局,同时还要应付日本人。十一月下旬时,山本五十六再度来华找蒋纬国,告诉蒋纬国两件事:第一,日本海军打算在2月日进攻荷兰的印尼殖民地,因为荷兰已经被德国打败了,荷兰的印尼简直是掉在大街上无人认领的金砖,并且按照内部条约是分给日本的,日本没有理由不取;第二,日本愿意跟中国用台湾交换菲律宾,菲律宾按照内部条约是分给中国的,日本人不方便打,但菲律宾又是卡在日本本土和东南亚之间的最大障碍,所以,中**队取得菲律宾后,日本愿意用台湾跟中国交换。
“该死的小日本!菲律宾是美国佬的地盘,如果你们先偷袭珍珠港,我们再打菲律宾,那还差不多,因为是日本先得罪美国的,美国人也会最恨日本,现在,却要引诱我们在你们前面就跟美国人开战吗?”蒋纬国暗暗地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