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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规格上,周礼规定天子五门、诸侯三门,象征着尊崇礼序。五门分别是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诸侯王的府邸与天子相比,少了库门和雉门。天子及诸侯王皆有三朝,分别是外朝、治朝、燕朝,每一朝都有一组代表性建筑群落。
隋朝在大兴宫时严格遵照这个规则,只不过诸侯王的王府实则只有三门两朝,三门是规定的皋门、应门、路门,两朝则是外朝、治朝;像卫王府的外朝就是正殿玄武殿、治朝是次殿英武殿;至于规定中燕朝则缩到后苑中的明德殿,从这里开始,已是家眷的居所,一般人自然进不去了,所以燕朝在王府只是一个象征,而代表燕朝的明德殿也沦为一个巨大的书房。
由于王府没有什么重大庆典,所以代表外朝的主殿玄武殿沦为了摆设,真正有用并用来办公的主殿两边偏殿,而规定中用来处理日常事务的英武殿的作用进一步弱化,成了接待亲信、贵客之所。
不仅卫王府这般,便是其他亲王、郡王府、国公府也是这般,这不是大家刻意规避什么,而是出于方便、实用等因素来考虑。
英武殿建筑群落西边的宽敞庭院里,有一道连绵起伏的山势,上面名贵花木繁茂,松柏银杏数十株、翠竹千竿,山下绿水环绕,有一个地势较低的地方有八角凉亭一座。
凉亭旁边有一条水势湍急的溪流,一辆被水力催动的水车一圈圈地旋转着,一个个竹筒循环往复的把溪水浇在一个凌空高架的木槽之上,溪水沿着木槽浇在凉亭伞形房顶,再向四面八方蔓延开来,然后如幕布一般从雨檐各个方向落下,除了挂着木槽的正面,其他各个方位都形成了晶莹剔透的雨帘,使亭内异常凉爽,气温和惨遭秋老虎袭击的亭外迥然有异。
这是能工巧匠用来避暑的智慧结晶,几乎每个权贵人家都有;而占地数百亩的卫王府就有十多座;若是遇到实在炎热的天气,杨集都会在后苑的凉亭睡觉。
英武殿这一座凉亭,现在是杨集白天办公、午休之所。
亭内悬挂着名贵香料、木材制作的香珠串,以及茉莉和素馨等香花穿成的香包长络,这些香珠和香花串成的帘子可以阻挡蚊蝇,随风又能送来阵阵香气,令人心旷神怡。
第二天巳时末,杨集在亭内挥毫泼墨,十分无聊的写了一幅字,内容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书案之前,李大亮一脸肃穆的看看这幅名为官箴的字,字体是杨集最擅长的赵孟頫那笔“赵体”,这种字体遒媚秀逸、结体严整,字体介于行书楷书之间,显得流美动人,又不失庄重温厚,每个字都有一种笔圆架方、行云流水的笔意,可谓笔笔独到、字字美妙。而官箴的内容起身,深深的行了一礼:“既如此,那草民也不矫情了,愿以此残躯助大王一臂之力。”
“就这么说定了!”杨集笑道:“我是凉州总管,不久就就要去凉州治理地方,但是总管府佐官始终没有配齐,许多人都是身兼数职,我会向圣人说明你的情况。”
“多谢大王。”刘焯知道各总管府的总管虽然没有任免权,但却可以推荐除长史、司马、诸曹以外的佐官,如诸曹之下的丞、都事、考功等等。而且凉州是大总管府,佐官品阶都不低。
“要说多谢的是我!”杨集说道:“因为你和刘士曹的五经释义是我急须之义疏。”
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官方思想就是儒家独尊,其它思想一概禁锢。但是该思想并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董仲舒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时代背景之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容纳了道、法、墨、阴阳五行等家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最终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等儒家形成儒家独尊天下的局面,儒家内部在解读先人经典之时,却众说纷纭,从而形成了众多师说不一的流派,有的流派甚至是矛盾对立的存在,最终反目成仇。
五经中的诗经分为齐、鲁、韩三派;尚书分为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周礼,其中礼记又分大小戴;易经分为施、孟、京、梁邱四派,春秋既分公羊、谷二传,公羊派又有颜、严之学。
经学史上称这些大分歧为“师法”。
后来经学大师们又在“师法”的旗号下衍生出新的学说,由于经学大师的家族以此演说教育后人,于是这又被称为“家法”,而“家法”又分出各种异端学说。使整个儒学体系就像树干分枝、枝又分枝,大多远离根本、经义难明。
最后各个流派都希望统一学说,将儒学归于本源,于是在隋朝之前,曾出现三次儒学讨论大盛会,首先是西汉宣帝时期的石渠阁会;其次是东汉章帝的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遍注群经。
石渠阁盛会主要是讨论内部师说繁粹问题,然而讨论的结果不仅没有统一观点,反而加剧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白虎观盛会重点是讨论今古文分歧,结果著出来的白虎通义,重点采用董仲舒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对古文经说优秀内容无所取正,不仅没有达到统一学术的目的,反而加剧了迷信思想在儒学中的地位,而董仲舒用来约束君权的天人感应学说,也被弄得面目全非。
这种情况在战火纷飞的魏晋南北朝还是无所谓,大家都以统一天下为重,没有哪个皇帝在意这些。但是大隋王朝统一天下之后,杨坚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并在开皇七年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名优秀学子,前来国子监学习,然而令人尴尬的一幕立即出现了。
首先是办学,办学是很容易,但却没有统一的释义来当授课教材,百个老师面对一条经文时,产生出一百种解读方式,给教育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其次是杨坚令国子监学生考秀才科、明经科,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考生写的答案谁都对、谁都不对,各个观点不一的阅卷官员也不能统一,最后傻傻打不出分、无法评出甲乙丙丁。
杨坚大动肝火,立即召集天下大儒集中于大兴城,令负责修订典籍、整理图书的秘书省官员和天下大儒辨论,使秘书省官员修订出来的典籍释义,在与大儒辩论中得以进一步完善,终级目的是使五花八门的释义走向统一,为教育统一教材、为取士统一答案,以免出现一条经义,出现几十上百种都正确、都不正确的解答。
大隋王朝在文学艺术上呈现出来的盛况,颇有几分百家争鸣的味道,故而世称“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刘焯编撰五经述议的初衷,便是源于此。
而刘炫在经学上的成就更了不起,他著有五经正名十二卷、论语述议十卷、春秋述议四十卷、春秋攻昧十卷、春秋规过三卷、孝经述议五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等著作、并与诸儒修订五礼。其中春秋规过三卷,是专门给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挑毛病的作品,杜预是西晋文武双全的大臣,他的集解是流行于大隋王朝的权威著作,刘炫敢向权威发起挑战,可谓艺高人胆大。但是他的所有成就,却让在朝供职的名士、经学大师尽皆心服口服,纷纷担保其所言无谬。
然而刘焯、刘炫姓刘不姓孔,更不是五姓七宗、世家门阀的子弟,所以他们在经学、天文、历法、算学上的成就,一概没有得到学术界认可。倒是后来的孔颖达,在奉命撰写五经正义时,皆以二刘义疏为稿本,结果人家因为姓孔,于是轻轻松松的成为名垂千秋的大儒;而李淳风,也依据刘焯的皇极历造出麟德历,又被推为名历之一。
而杨集本人,对于儒学没有半点恶感。
虽然儒家学在后世被一些极端分子说成华夏落后于西方的罪魁祸首;是禁锢思想、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落后思想,但杨集始终不赞同这种观点。
毕竟自汉以来,儒家学说便是统治阶级扶持的正统思想,可是为何汉朝科技不落后?为何隋朝科技不落后?为何唐朝科技不落后?为何两宋的科技水平傲视世界?为何明朝舰队笑傲大洋?为何推崇德治和法制的天朝只用几十年时间就能重新傲立世界之林……说到底,还是统治阶级创造的制度在惹祸,跟信奉什么学说并没有实质关系。
儒学本身只是一门处世哲学而已,讲的是处世之道、修身养性,从思想上导人向善,对于个人和社会治安都有益,如果天下人全都没有自律、自觉、自尊、自爱等儒学推崇的善念,如果事事都要依仗律法来强行制约,那才是一个王朝最可悲之事。
只是后来的程朱理学使其进入臼巢、走向极端,而明清两朝的八股文的考试制度,令想要入仕的天下人全都走上死记硬背的僵化道路,这制度才是禁锢思想的罪魁祸首,和儒学并没有丝毫关系。
正因如此,杨集对导人向善的儒学绝不反感。
而大半内容都是源自二刘义疏的五经正义,既然成为千年以后都信奉的标准,这也间接说明二刘对于五经的注释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的,他们的义疏远比大隋其他经学大师可靠。
既然如此可靠,杨集怎么可能弃而不用?怎么可能弃短取长?
至于学术界不认同二刘义疏之事,其实只要孔家认同即可圆满解决,而孔家认同二刘观点的条件,或许只是一个爵位而已。
孔家在大隋王朝的地位一点都不高,一方面是他们属于北齐旧势力的成员之一。
另一方面是杨坚讲究依法治国,没有刻意尊儒,没有刻意示好孔家,所以他至今都没有册封过孔子、孔家人,他之前办学的目的也不是推广儒学、主推儒家,只不过诸子百家发展至今,早已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华夏文化体系,很难分清你我他。
如果细分到个人的话,也不能说他是某个学派的人,比如说杨素,他打仗、治国、治吏、外交、诗词、书法、绘画都是顶级水准,甚至还会设计精美的建筑图纸,你能把他划入哪一家?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掌权者,如果当权者刻意去扶持儒家,趋利之辈定然争相自我定位为儒家子弟,否则真的分不清。
要是杨坚以孔家眼馋已久、期待已久的名分当条件,他们能不认同二刘正确的义疏才怪。
对朝廷来说,却因此多了内容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考试答案,若不早点统一,教育和科举依然被教材标准、答案标准卡死,迟迟无法推广。
……
寒暄了一会儿,杨集一直将刘焯送出了大门,说道:“先生请放心,明天吏部必有结果。”
刘焯在这个问题上不便说什么,只好拱手道:“草民会在家里静候消息。”
这时,奉命去准备的李大亮急匆匆的牵来一匹马,马背上有两坛葡萄酒、一个鼓鼓的马袋。杨集接过缰绳,递给了刘焯:“这是给先生代步的马匹,马背上的两坛西域葡萄酒,先生拿去品尝品尝。”
刘焯心中欢喜无限,连声称谢,又指着马袋问道:“这是……?”
杨集说道:“马袋之中有百颗银珠(百两),也是给先生的安家费。”
刘焯愕然:“安家费?”
“正是!”杨集调侃道:“先生没有了后顾之忧,才能在凉州安心帮我做事,这样办事效率自然大增,这也是我的私心之一,请先生务必笑纳。”
刘焯也不推拒,感激的深施一礼:“大王之恩,草民铭记于心!”
杨集向他拱了拱手。
刘焯翻身上马,扬长而去。
杨集正要回府,一匹快马狂奔而来,马上坐的是一名宦官,遥遥说道:“圣人急召卫王入宫议事,请禀报卫王,令他速速入宫觐见。”那名宦官不待有人回应,便又向远处奔去,显然是去通知坊内其他官员。
杨集心知这必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否则传令宦官也不会这般着急,他不敢有所怠慢,连忙入府更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