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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谈谈话剧里的平剧罢。秋海棠一剧风魔了全上海,不能不归功于故事里京戏气氛的浓。紧跟着秋海棠空前的成功,同时有五六出话剧以平剧的穿插为号召。中国的写实派新戏剧自从它的产生到如今,始终是站在平剧的对面的,可是第一出深入民间的话剧之所以得人心,却是借重了平剧这现象委实使人吃惊。
为什么京戏在中国是这样的根深蒂固与普及,虽然它的艺术价值并不是毫无问题的
秋海棠里最动人的一句话是京戏的唱词,而京戏又是引用的鼓儿词:“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烂熟的口头禅,可是经落魄的秋海棠这么一回味,凭空添上了无限的苍凉感慨。中国人向来喜欢引经据典。美丽的,精譬的断句,两千年前的老笑话,混在日常谈吐里自由使用着。这些看不见的纤维,组成了我们活生生的过去。传统的本身增强了力量,因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的人,新的事物与局面上。但凡有一句适当的成语可用,中国人是不肯直截地说话的。而仔细想起来,几乎每一种可能的情形都有一句合适的成语来相配。替人家写篇序就是“佛头着粪”,写篇跋就是“狗尾续貂”。我国近年来流传的隽语,百分之九十就是成语的巧妙的运用。无怪乎中国学生攻读外国文的时候,人手一篇俗谚集,以为只要把那些断句合文法地连缀起来,便是好文章了。只有在中国,历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维持活跃的演出。假使我们从这个观点去检讨我们的口头禅,京戏和今日社会的关系也就带着口头禅的性质。
最流行的几十出京戏,每一出都供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时间性质的,标准的形势丈人嫌贫爱富,子弟不上进,家族之爱与性爱的冲突得意缘,龙凤呈祥,四郎探母都可以归入最后的例子,出力地证实了“女生外向”那句话。
红鬃烈马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薛平贵致力于他的事业十八年,泰然地将他的夫人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鱼,有这么一天,他突然不放心起来,星夜赶回家去。她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经被贫穷与一个社会叛徒的寂寞给作践完了,然而他以为团圆的快乐足够抵偿了以前的一切。他不给她设身处地想一想他封了她做皇后,在代战公主的领土里做皇后在一个年轻的,当权的妾的手里讨生活难怪她封了皇后之后十八天就死了她没这福分。可是薛平贵虽对女人不甚体谅,依旧被写成一个好人。京戏的可爱就在这种浑朴含蓄处。
玉堂春代表中国流行着的无数的关于有德性的妓女的故事。良善的妓女是多数人的理想夫人。既然她仗着她的容貌来谋生,可见她一定是美的,美之外又加上道德。现代的中国人放弃了许多积习相沿的理想,这却是一个例外。不久以前有一张影片香闺风云,为了节省广告篇幅,报上除了片名之外,只有一行触目的介绍:“贞烈向导女。”乌盆计叙说一个被谋杀了的鬼魂被幽禁在一只用作便桶的乌盆里。西方人绝对不能了解,怎么这种污秽可笑的,提也不能提的事竟与崇高的悲剧成份掺杂在一起除非编戏的与看戏的全都属于一个不懂幽默的民族。那是因为中国人对于生理作用向抱爽直态度,没有什么不健康的忌讳。所以乌盆里的灵魂所受的苦难,中国人对之只有恐怖,没有憎嫌与嘲讪。
姐儿爱俏每每过于“爱钞”,于是花钱的大爷在“乌龙院”里饱尝了单恋的痛苦。剧作者以同情的笔触勾画了宋江盖世英雄,但是一样地被女人鄙夷着,纯粹因为他爱她而她不爱他。最可悲的便是他没话找话说的那一段:生:“手拿何物”
旦:“你的帽子。”
生:“嗳,分明是一只鞋,怎么是帽儿”
旦:“知道你还问”
逸出平剧范围之外的有近于杂耍性质的纺棉花,流行的新纺棉花只是全剧中抽出的一幕。原来的故事叙的是因奸致杀的罪案,从这阴惨的题材里我们抽出来这轰动一时的喜剧。中国人的幽默是无情的。
新纺棉花之叫座固然是为了时装登台,同时也因为主角任意唱两支南腔北调的时候,观众偶然也可以插嘴进来点戏,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愉快的,非正式的空气近于学校里的游艺余兴。京戏的规矩重,难得这么放纵一下,便招得举国若狂。
中国人喜欢法律,也喜欢犯法。所谓犯法,倒不一定是杀人越货,而是小小的越轨举动,妙在无目的。路旁竖着“靠右走”的木牌,偏要走到左边去。纺棉花的犯规就是一本这种精神,它并不是对于平剧的基本制度的反抗,只是把人所共仰的金科玉律佻地轻轻推搡一下这一类的反对其实即是承认。
中国人每每哄骗自己说他们是邪恶的从这种假设中他们得到莫大的快乐。路上的行人追赶电车,车上很拥挤,他看情形它是不肯停了,便恶狠狠的叫道:“不准停叫你别停,你敢停么”它果然没停。他笑了。
据说全世界惟有中国人骂起人来是有条有理,合逻辑的。英国人不信地狱之存在也还咒人“下地狱”,又如他们最毒的一个字是“血淋淋的”,骂人“血淋淋的驴子”,除了说人傻,也没有多大意义,不过取其音调激楚,聊以出气罢了。中国人却说:“你敢骂我你不认识你爸爸”暗示他与对方的母亲有过交情,这便给予他精神上的满足。
纺棉花成功了,因为它是迎合这种吃豆腐嗜好的第一出戏。张三盘问他的妻,谁是她的恋人。她向观众指了一指,他便向台下作揖谢道:“我出门的时候,内人多蒙照顾。”于是观众深深感动了。
我们分析平剧的内容,也许会诧异,中国并不是尚武的国家,何以武戏占绝对多数单只根据三国志演义的那一串,为数就可观了。最迅疾的变化是在战场上,因此在战争中我们最容易看得出一个人的个性与处事的态度。楚霸王与马谡的失败都是浅显的教训,台下的看客,不拘是做官,做生意,做媳妇,都是这么一回事罢了。
不知道人家看了空城计是否也像我似的只想掉眼泪。为老军们绝对信仰着的诸葛亮是古今中外罕见的一个完人。在这里,他已经将胡子忙白了。抛下卧龙岗的自在生涯出来干大事,为了“先帝爷”一点知己之恩的回忆,便舍命忘身地替阿斗争天下,他也背地里觉得不值得么锣鼓喧天下,略有点凄寂的况味。
历代传下来的老戏给我们许多感情的公式。把我们实际生活里复杂的情绪排入公式里,许多细节不能不被剔去,然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感情简单化之后,比较更为坚强,确定,添上了几千年的经验的份量。个人与环境感到和谐,是最愉快的一件事,而所谓环境,一大部分倒是群众的习惯。
京戏里的世界既不是目前的中国,也不是古中国在它的过程中的任何一阶段。它的美,它的狭小整洁的道德系统,都是离现实很远的,然而它决不是罗曼蒂克的逃避从某一观点引渡到另一观点上,往往被误认为逃避。切身的现实,因为距离太近的缘故,必得与另一个较明彻的现实联系起来方才看得清楚。
京戏里的人物,不论有什么心事,总是痛痛快快说出来;身边没有心腹,便说给观众听,语言是不够的,于是再加上动作,服装,脸谱的色彩与图案。连哭泣都有它的显著的节拍一串由大而小的声音的珠子,圆整,光洁。因为这多方面的夸张的表白,看惯了京戏觉得什么都不够热闹。台上或许只有一两个演员,但也能造成一种拥挤的印象。
拥挤是中国戏剧与中国生活里的要素之一。中国人是在一大群人之间呱呱坠地的,也在一大群人之间死去有如十七八世纪的法国君王。中国人在哪里也躲不了旁观者。上层阶级的女人,若是旧式的,住虽住在深闺里,早上一起身便没有关房门的权利。冬天,棉制的门帘挡住了风,但是门还是大开的,欢迎着阖家大小的调查。清天白日关着门,那是非常不名誉的事。即使在夜晚,门闩上了,只消将窗纸一舐,屋里的情形也就一目了然。
婚烟与死亡更是公众的事了。闹房的甚至有藏在床底下的。病人“回光反照”的时候,黑压压聚了一屋子人听取临终的遗言,中国的悲剧是热闹、喧嚣,排场大的,自有它的理由;京戏里的哀愁有着明朗,火炽的色彩。
就因为缺少私生活,中国人的个性里有一点粗俗。“事无不可对人言”,说不得的便是为非作歹。中国人老是诧异,外国人喜欢守那么些不必要的秘密。
不守秘密的结果,最幽微亲切的感觉也得向那群不可少的旁观者自卫地解释一下。这养成了找寻藉口的习惯。自己对自己也爱用藉口来搪塞,因此中国人是不大明了他自己的为人的。群居生活影响到中国人的心理。中国人之间很少有真正怪癖的。脱略的高人嗜竹嗜酒,爱发酒疯,或是有洁癖,或是不洗澡,讲究扪虱而谈,然而这都是循规蹈矩的怪癖,不乏前例的。他们从人堆里跳出来,又加入了另一个人堆。
到哪儿都脱不了规矩。规矩的繁重在舞台上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京戏里规律化的优美的动作,洋人称之为舞蹈,其实那就是一切礼仪的真髓。礼仪不一定有命意与作用,往往只是为行礼而行礼罢了。请安磕头现在早经废除。据说磕头磕得好看,很要一番研究。我虽不会磕,但逢时遇节很愿意磕两个头。一般的长辈总是嚷着:“鞠躬鞠躬”只有一次,我到祖姨家去,竟一路顺风地接连磕了几个头,谁也没拦我。晚近像他们这样惯于磕头的人家,业已少见。磕头见礼这一类的小小的,不碍事的束缚,大约从前的人并不觉得它的可爱,现在将要失传了,方才觉得可哀。但看学生们鱼贯上台领取毕业文凭,便知道中国人大都不会鞠躬。
顾兰君在侬本痴情里和丈夫闹决裂了,要离婚,临行时伸出手来和他握别。他疑心她不贞,理也不理她。她凄然自去。这一幕,若在西方,固然是入情入理,动人心弦,但在中国,就不然了。西方的握手的习惯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因之握手成了自然的表现,近于下意识作用。中国人在应酬场中也学会了握手,但在生离死别的一刹那,动了真感情的时候,决想不到用握手作永诀的表示。在这种情形之下,握手固属不当,也不能拜辞,也不能万福或鞠躬。现代的中国是无礼可言的,除了在戏台上。京剧的象征派表现技术极为彻底,具有初民的风格,奇怪的就是,平戏在中国开始风行的时候,华夏的文明早已过了它的成熟期。粗鄙的民间产物怎么能够得到清朝末叶儒雅风流的统治阶级的器重呢纽约人听信美术批评家的热烈的推荐,接受了原始性的图画与农村自制的陶器。中国人舍昆曲而就京戏,却是违反了一般评剧家的言论。文明人听文明的昆曲,恰配身份,然而新兴的京戏只有一种孩子气的力量,含了我们内在的需要。中国人的原始性没有被根除,想必是我们的文化过于随随便便之故。就在这一点上,我们不难找到中国人的永久的青春的秘密。
银宫就学记
不久以前看了两张富有教育意味的电彩,新生与渔家女受训之余,不免将我的一点心得写下来,供大家参考。
新生描写农村的纯洁怎样为都市的罪恶所沾污一个没有时间性的现象。七八年前的三个摩登女性与人道也采取了同样的题材,也像新生一般地用了上城读书的农家子为代表。中国电影最近的趋势似乎是重新发掘一九三几年间流行的故事。这未尝不是有益的。因为一九三几年间是一个智力活跃的时代,虽然它有太多的偏见与小心眼儿,虽然它的单调的洋八股有点讨人厌。那种紧张,毛躁的心情已经过去,可是它所采取的文艺与电影材料,值得留的还是留了下来。
新生的目的在“发扬教育精神,指导青年迷津”,做礼拜后每每举行公开的忏悔,长篇大论叙述过往的罪恶。发起人把自己描写成凶徒与淫棍,越坏越动听。烘云托月,衬出今日的善良,得救后的快乐。在美国的穷乡僻壤,没有大腿戏可看的地方,村民唯一的娱乐便是这些有声有色醋畅淋漓的忏悔。
新生没有做得到有声有色这一点。它缺乏真实性,一部分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并非电影公司不肯花钱,而是戏里把货币价值计算得不大准确的缘故。父母给了儿子六百元买书,不肖的儿子用这六百元赁了一所美仑美奂的大厦,雇了女佣,不断地请客,应酬女朋友。一个唯利是图的交际花愿意嫁给他,如果他能再筹到二千元的巨款。即使以十年前的生活程度为标准,这笔帐也还使人糊涂。
男主角回心向善了,可是“善”在哪里新生设法回答这问题一个勇敢而略有点慌乱的尝试。至少它比它的姐妹作切实得多从前的影片往往只给你一种虚无缥缈的自新的感觉,仿佛年初一早上赌的咒,发的愿心似的。新生介绍了那最合理想的现代少女,因为他不知天高地厚,满以为画两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伟岸的裸体女人便可以挣钱养家了。
渔家女的创造人多半从来没看见过一个游泳着的鱼除了在金鱼缸里但是他用稀有的甜净的风格叙说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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